大国发展的天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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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海涛系英文《深圳日报》总编辑、文学博士  新传播    【字号:  

综观近代世界历史, 大国成长过程中都存在许多天然难题。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最终成功晋级为超级大国的只有英国和美国。虽然中国从无称霸之意,但是研究大西洋两岸的地缘政治消长过程,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掌握大国的兴衰规律,并在今后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坚定信念、保持定力、少走弯路。

【关键词】海上霸权 贸易垄断 和平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迄今为止,全球大国最终晋升为超级大国的成功案例只有英国和美国。英国通过数次海战胜利形成霸权,以及这一霸权在20世纪逐步被美国取代,其历史进程构成了典型的黑格尔“否定之否定”[1]三段式。英国曾经长期保持干涉欧洲大陆事务的传统。作为后来居上的美国,即便是在奉行“孤立主义原则”[2]时期,也一刻没有忘记介入欧洲事务。在与欧洲各国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中美国逐渐壮大自己,并成为全球超级大国。

一、英国取得霸权

英国当年的全球霸权是依靠多场战争的胜利逐渐赢得。16世纪英国在海上打败西班牙赢得了制海权,17世纪英国再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赢得了海上贸易垄断权。18和19世纪英国与法国和俄国争夺海外市场并最终赢得了世界霸权。这一过程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进程一致,同时也说明国际上的大规模财产转移本质上不是依靠商品交换,而是依靠武力来完成的。16世纪初期英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还不如西班牙和法国,但在海外贸易方面英国与西班牙的矛盾却日益显现。那时的拉美和北美很多地区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这就迫使英国必须直接面对来自西班牙的霸权压力。1588年,英国击败了由西班牙130艘战舰组成的“无敌舰队”,经此一役初步确立了其对大西洋的制海权。

1609年,实力大不如前的西班牙被迫与荷兰签订了为期12年的休战协定,此举实际上是承认荷兰共和国的独立。西班牙霸权由此走向衰落,并让位于荷兰。17世纪中叶,荷兰在航海和贸易等方面都达到了鼎盛时期,远航商队已经到达好望角、马六甲和北美东岸,并在拉美的巴西等国拥有大量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同荷兰的关系也因为利益争夺而变得不可调和。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两国之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1651年英国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一切在欧洲、非洲和美洲生产的商品,只有装载在英国船员管理的英国船只上才能进入英国领土。荷兰拒绝遵守这一条例,导致两国于1652至1654年间暴发了第一次英荷大战,荷兰战败后被迫承认了这一条例。1664年,英荷再次暴发战争,英国乘胜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1686年更名为纽约)。1672年至1674年,两国第三次暴发战争,荷兰再次败北。三战皆败的荷兰从此一蹶不振,而英国也赢得了海上霸权和贸易垄断地位。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英国是通过一场场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比较宽松的海上安全环境。除此之外,英国的崛起还具备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面临一个已经在“凡尔登条约”[3]中三分天下的破碎欧洲。先天破碎的欧洲为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英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优越的先天发展条件。

二、美国后来居上

英国工业革命刺激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海外市场和投资需求,这不可避免地使英国与法国等其他欧洲强国形成尖锐的冲突,英法的冲突在拿破仑执政法国时期达到了顶峰。尽管拿破仑对英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也为英国霸权培养了一个“掘墓人”,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学者科丽·沙克在他的新书《安全通道》中追溯了国际霸权从英国向美国过渡的历史进程。美国对英国的挑战始于1823年,当时美国提出了所谓的“门罗主义”,宣布西半球是自己的专属势力范围。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美国才彻底取代英国树立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

特别是在18世纪末期,美国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获得了难得的勃兴机会。但利用这个机遇也并非一帆风顺,它既要被迫接受欧洲强国的战争威胁,也要直面铺天盖地的欧洲强势文化打压。因此美国崛起的初期也伴随着屈辱,美国也是经过了种种考验才得以浴火重生。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里面,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1814年8月,英国军队占领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将白宫和国会大厦付之一炬。1861年美国内战初期,英国认为美国一定会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因此决定扶植南方,向南方军队提供援助,并将海军开到美国海域以示威胁。只是后来由于战争胜利的天平倒向林肯领导的北方军队,英国干涉美国内政的企图才彻底告吹。对美国的崛起深感恐慌并试图遏制的,还有法国和西班牙等传统欧洲强国。2021-10-19,英、法、西三国签订了派遣联合军队远征墨西哥的《伦敦协定》,试图在北美的南部插入一道遏制和围堵美国的藩篱,并对美国的国家统一形成了巨大威胁。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北方取得胜利并统一全国,欧洲大国对美国必然分裂的愿望宣告落空。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和强大压力之下,欧洲联合部队1867年3月才从墨西哥撤军。

在美国本土经受欧洲国家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强势文化的重压。在欧洲人的眼中,欧洲一方代表“上帝的选民”,而北美一方则代表“上帝的弃民”。欧洲人以贵族式的轻蔑眼光矮化和丑化当时的美国人民。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较早提出这些偏见理论的不是神学家,而是当时的科学家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如法国的自然学家布丰、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人。他们将北美的自然条件概括为:寒冷、潮湿和盐化。他们用这里的动物重量、体长和特征证明——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够居住的地方,因此北美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发展。布丰在《动物的退化》一书中论证北美人种与整个北美动物一样处于“退化”的状态。伏尔泰则挖苦说,如果人们对美洲会出现苍蝇不感到奇怪的话,为什么要对美洲出现一群人感到惊讶呢? 

三、经验和启示

虽然中国从不追求霸权,但是英美两国的成功历史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以1776年美国从英国宣布独立为例来看,这件事情本来是对英国霸权的一次重大挑战,但英国并没有因此就与美国死掐,而是集中精力优先发展自己,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同时加快在全世界的扩张。20世纪美国超越英国以后,也是努力避免与英国正面对抗,并且在重要关头都是站在英国一方。从目前的国际情况来看,中国的崛起尚无英美当时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但也具备世界格局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国际治理体系面临转型等很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和”为最高境界的民族。从坚持韬光养晦到提出和平发展理念,再到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等,我们期盼的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这些都是中国为破解大国成长中的难题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然而中国的美好愿景并非西方的必然逻辑。当今世界上确实存在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世界,因为他们追求的恰恰是维护世界的等级秩序,以确保他们高人一等的霸主地位。数百年来,这股势力一直统治着世界。只是到最近十多年来,这股势力开始面临来自中国崛起的强烈挑战。必须强调的是,这一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意识中产生的。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韬光养晦”战略,而且绝不称霸。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修筑长城、明清时期实施海禁,到毛主席时代的“深挖墙、广积粮、不称王”,再到今天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表明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

但是中国自身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国即使没有称霸的意思,却也在事实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老大”美国的挑战者。本来成为世界第二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会挑战美国,但是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把中国绕了进去。一个概念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不是第一次,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否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历史现象,即崛起的国家会否挑战原来的霸主。这只是一个虚构假设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竟然将中国锁定在“挑战者”的位置上,使得中国硬是被国际舆论描述成一个“挑战者”。这个概念被反复使用和引用,更是进一步将中国紧紧地套牢在这一位置上。

坦率地讲,过去数十年一直到最近几年,统治世界的这股势力并不那么担心中国的崛起。本来,冷战以后的世界,用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话来说,出现了一条所谓的“伊斯兰线”,构成了西方犹太——基督教与伊斯兰之间的文明冲突。中国至多被以“儒家文化”的身份被归入西方一起对抗伊斯兰文明的阵营。然而全球化进程使得世界版图出现了新的格局,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一大力量板块。

过去从中国改革开放中获利最多的实际上是西方内部的跨国财团,他们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另一方面,过去中国一直在西方划定的框架内发展,西方一直认为中国将最终改变政治制度而走向“民主化”,否则的话中国一定会崩溃。而民主化以后的中国不会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最多也不过是西方接受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日本”而已。然而历史并没有朝着西方国家预测的方向发展。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向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才是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挑战者”的真正原因。

更令西方统治势力头疼的是,相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整体实力同时却在急剧下降,使得这股势力失去了统治和扩张的基础。近年来,西方国家内部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形成了尖锐的对立。2017年特朗普上台,确定了“反全球化”力量开始在美国占据上风。特朗普的行事方式有一条主线引导,这条主线就是服务以军工为首的本地产业资本。在特朗普的支持下,美国的军工产业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2018年美国的军费预算达到了7000亿美元,较2017年增加了1000亿美元。大幅增加军费对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实在是路人皆知。

西方一直希望中国走上他们所谓的“民主”道路。但是“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4]习近平主席的论断坚定而有力。道路决定命运。当今世界,照搬他国制度模式导致水土不服、社会动荡不安、发展停滞不前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此起彼伏的“唱衰”声中,走出一条别人不曾走过的道路,实现他国从未实现过的跨越式发展,正是中国发展的要义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201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披露了未来五年、甚至是未来数十年中国的发展愿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意义(GDP)上,将跳出经济学界流行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打赢全民脱贫攻坚战,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到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中国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她将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发达国家。就更大的公众利益而言,中国试图将国家发展从单纯以GDP为衡量标准转向包括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善治在内的综合发展考量。

尽管实施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但这些目标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全球的认同。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提出了一套具有替代功能的价值体系——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和谐发展而非对抗竞争、共存而非控制——这些价值观念带来的挑战甚至超过了其对西方的经济和军事的挑战。中国的发展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以“双赢”为前提,而非旧模式中的“零和”支配思维。当下西方国家围绕“中国模式”的大论战也反映了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从英国BBC拍摄的《中华故事》,到韩国KBS的《超级中国》、日本NHK的《中国力量》,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摘下了“有色眼镜”,开始客观地审视中国,传播中国对全球文明进步所作的贡献。中国的发展路径有其独特性,悠久的历史、庞大的国体、政府强有力的干预能力和儒家传统文化,这些都是塑造如今中国的重要因素。当然,我们的发展道路在几十年的摸索过程中还处于“进行时”之中,仍需在时代变革中不断调适和改进。中国的经验也并非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能够复制,因此还不能称之为“模式”。


参考文献: 

[1]“否定之否定”是哲学的基本规律之一。它揭示了十五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表明了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前进二十螺旋式的上升。

[2]“孤立主义原则”是美国早期对外政策的基石,主要用于防治欧洲列强对美国内政的干涉。

[3]“凡尔登条约”是分割查理曼帝国的条约。公元843年,加洛林王朝皇帝路易一世的三个儿子在法国东北部的凡尔登签订了一份分割国土的条约,预示近代西欧国家的形成。

[4]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7).

编辑:郑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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